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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编    发布时间:2025-09-28 09:47:21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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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5年5月21日《香港稳定币条例》通过后,市场发展进入快速落地期。随着2025年9月30日正式申请截止日期的临近,多家海内外大型金融与科技企业,如蚂蚁集团旗下的蚂蚁数科、京东集团下属的京东币链科技、渣打银行和香港电讯等组成的联合体,均公开表示将/拟申请香港稳定币牌照。这显示出香港市场对该牌照的强烈需求,行业与资本市场也高度关注最终申请结果。

  本轮申请延续了香港金融监管“高标准、严合规”的一贯特征。监管不仅要求申请人具备雄厚资本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更强调要有清晰的应用场景和可落地的业务路径。可以说,监管机构正借此构建兼顾安全与创新的制度范式,为香港在全球稳定币格局中确立地位夯实基础。

  过去十多年,加密货币市场剧烈波动,始终困扰行业的健康发展。比特币等主流代币因高波动性,难以在支付、交易和投资场景中大规模应用。为应对原生加密资产的高波动性,稳定币应运而生。

  稳定币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锚定法币实现价格稳定的数字资产。以2014年香港注册的泰达系公司(Tether)推出的USDT为例,其核心机制是与资产储备“1比1挂钩”,从而确保在加密市场中的交易媒介功能。与比特币相比,稳定币更适合日常交易、跨境结算等金融场景。

  稳定币“以数字资产承载法币信用”的设计,使其迅速普及,并为全球加密市场带来新变化。它不仅成为加密交易的基础工具,还在支付、去中心化金融(DeFi)以及现实世界资产通证化(RWA)投资等场景中展现出巨大潜力。

  随着稳定币交易规模扩大和应用场景增多,全球监管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加密资产被视为高风险、高波动、难监管的金融边缘品种。但稳定币因价值锚定特征、实际交易功能和金融科技融合潜力,正受到越来越多司法管辖区的关注。对中国而言,通过香港推动合规稳定币,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国家在全球贸易与金融版图中的战略配置。

  首先,稳定币有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贸易体系演进。以人民币计价的稳定币可在“一带一路”等优势走廊和跨境电商等高频场景率先落地,通过市场化推广提升接受度和使用惯性,逐步形成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在外部摩擦与不确定性上升时,为经济提供更强的缓冲与对冲能力。

  在金融基础设施层面,稳定币有望提升金融基础设施韧性与现代化水平,成为“第二清算通路”。基于区块链的跨境结算相比传统代理行网络更快、更透明、边际成本更低,可在地缘风险、单点依赖或局部断链时维持经贸连续性,并以可编程支付服务实体经济的与供应链金融。

  在对外开放与规则共建方面,稳定币传递出中国通过香港高水平开放与拥抱金融科技的明确信号,有助于在区域协作、跨境监管与技术标准上发声,提升人民币相关数字资产的可获得性与可投资性,以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演进。

  同时,监管与治理能力同样将被重塑。稳定币天然留痕,便于实现从发行、流转到清算的全周期穿透式监管,弥补传统跨境支付的盲区;叠加可编程合约,可将反洗钱与外汇管理规则嵌入交易层,自动预警与拦截异常,提高合规效率并降低人为干预风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现代、更稳健的制度保障。

  香港借助“一国两制”优势,成为中国推动稳定币发展的先锋。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今年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对内,香港政府明确合规框架,为本地金融机构与企业提供可信赖的落地路径;对外,利用立法先发优势,吸引全球资本与项目入驻。

  香港现阶段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应用场景拓展,广泛对充电桩、光伏电站收益权、贸易应收账款等标的进行代币化,提升资产流动性,探索实体经济新的融资渠道。其二,跨境支付与贸易结算创新,稳定币凭借高效率、低成本优势,尝试解决传统金融流程耗时较长、成本较高的问题。

  同时,香港监管层强调“行稳致远”的底线思维:一方面,明确本地发行关键要求,如全额抵押与真实身份核验;另一方面,对业务开展提出可操作的“硬约束”,如必须具备可验证的商业场景、制定有序的退出安排,确保发行人能在商业或经营环境变化时平稳退场。监管还要求发行人满足客户赎回需求且不得设置不合理障碍,将传统货币基金式的资产负债管理经验引入稳定币储备管理逻辑,显著提高风控标准。

  配合香港金管局与证监会对投机与炒作风险的联合提示,香港正以“先合规、后做大”的路径,为数字资产生态提供可持续、可复制的制度土壤。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稳定币发展,并通过立法将稳定币乃至更大的加密资产领域纳入监管框架。特朗普政府推动《GENIUS法案》立法,标志着联邦层面对稳定币的正面认可,其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元在未来数字金融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国会认为,稳定币的去中介、无国界特性若不加以规范,将削弱美元在跨境支付与全球清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立法,美国不仅承认稳定币的商业潜力,更锁定在数字货币时代的规则制定权。两地立法出发点不同,但都将稳定币视为维护或提升金融主导权的战略工具。

  稳定币的制度化发展,意味着全球金融正在从“账户为中心”的逻辑向“价值流动为中心”的结构演化,有可能成为构建下一代清算体系与货币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

  如果说稳定币为数字世界提供了“货币层”,解决了价值计量与结算问题,降低了链上交易的单位波动,那么RWA则对应“资产层”,将现实世界中已存在或可依法确权的资产,以代币化形式在区块链上发行与流通。两者结构互补,共同探索香港新金融模式。

  金融类又可细分为标准金融资产RWA和预期收益RWA。前者以传统证券为主,覆盖债券、基金、回购协议等。RWA化可提升资产交易效率、降低投资门槛。预期收益RWA则对应由有形或无形资产产生的预期收益,如充电桩的运营现金流、公共事业与高速公路收费、知识产权费等。RWA化可提升资产透明度与可验证性,使小额、分散的权益得以规模化运作。

  商品RWA则体现商品的使用权或兑换权,与金融类的区别是无内生现金流机制、不再生成利息。典型如葡萄提货券、数据中心算力,其价值在于把未来需求前置为当期现金,缓解企业现金流与扩产爬坡压力,并自带营销杠杆。

  稳定币这一“货币层”的成熟,为RWA的定价、撮合与清算提供了可复制的底座,有利于各类资产以更低门槛进入全球化的链上市场。同时,优质RWA为稳定币注入真实资产使用场景与信用背书,提升其可信度与应用深度。二者相互赋能,共同构筑未来香港区块链金融的底层结构。

  在这种互动下,数字金融迈向新阶段,既可延展至传统金融领域,也能催生全新生态模式,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塑提供可能。

  对企业而言,RWA的第一个核心价值在于前所未有的流通效率。传统跨境贸易结算受时差、银行营业时间与清算流程约束,资金在途沉淀数日乃至数周。当资产以链上凭证形式存在时,能将“资金状态—单证状态—物流状态”在同一时间轴上对齐,企业可在货物到港、单证确认的同时即时触发结算,实现“24×7”小时、跨时区的资金流转,显著缩短贸易周期,提升现金流管理与供应链韧性,对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言,这种效率优势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价值在于资产形态的改变,使其可以被“切碎”并以更小单位在市场中流通。传统融资方式对资产规模与投资者门槛要求较高,导致部分企业即便拥有优质资产,也难以及时转化为融资能力。资产一旦可被拆分为可编码、可追踪的链上单位,更广泛的投资者即可参与。这不仅拓宽了融资渠道,也让资金供给更贴合需求,避免因单一投资者退出而导致融资中断。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RWA都将在融资灵活度与资金覆盖面上带来显著增量。

  领先企业已率先行动,投身香港金管局的沙盒实验,积极探索并布局未来新金融生态。例如,朗新科技与蚂蚁合作的“新能源充电桩RWA”项目,让传统上难以融资的充电桩预期收益成功发行,在香港融资约1亿元人民币,使更轻资产的业务增长模式成为可能。

  首先,市场对RWA与稳定币热情高涨,但监管仍谨慎提醒炒作风险。企业应避免被短期估值与流动性吸引而忽视长期可持续性,一旦市场情绪逆转,项目流动性可能迅速收紧。同时,RWA涉及跨司法区的多主体协作,企业需要在信息同步、监管口径差异、税务与会计处理、数据与隐私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任何一个环节的错配都可能引发合规挑战与成本超支。

  从监管视角看,防止RWA异化为“第二个P2P”是一条清晰的底线。若监管不足,二者相似性将迅速放大:其一,收益权被过度碎片化并面向全体公众销售,易把金融素养不足的脆弱群体卷入难以承受的风险中;其二,若链上与链下的映射关系不牢、底层借款人与抵押物难以穿透核验,链上代币可能沦为空壳;其三,RWA近期被包装成“新风口”,可能引发从众效应与高杠杆风险,与P2P早年的扩张高度相似。因此,唯有审慎监管才能在鼓励创新与守住风险底线之间取得平衡。

  更长远地看,稳定币与RWA有望为香港孕育出新的金融模式。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金融模式的跃迁都会重塑产业秩序。率先落地链上技术的企业,将在制度、技术与流程上积累可复制的先发经验。待监管框架更为明晰、市场步入成熟阶段,这些先发者将以更快的适应力与更强的竞争优势,占据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

  对香港金融机构而言,香港的RWA试点不仅是新型金融工具的落地场景,更是全面接触区块链的桥头堡。在监管与市场逐步探索的环境中,先行者可率先积累合规与组织运行经验,形成持久壁垒。

  首先,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应先行建立统一认知。在监管逐渐明晰阶段,香港机构应形成对稳定币、RWA与区块链的系统化理解,尤其是其对传统金融底层逻辑与风控闭环的冲击点,以及审慎监管的关注要素。建议由高层牵头组织跨层级学习,形成战略共识与落地方法论,涵盖董事会/高管的战略判断和中层的业务动作,并据此沉淀面向香港市场的知识体系。

  其次,金融机构应谨慎选择RWA类型,优先考虑标准金融RWA。在落地过程中,资产选择决定能否建立信任与合规优势。现阶段,标准金融资产RWA相对其他资产具有更高成熟度与可行性。

  其一,标准金融资产本身受发行机构与监管机构双重审查,投资者对其合规性与透明度更有信心,能有效降低信任成本。其二标准金融资产转化为RWA的流程更简洁,往往以商业化动作为主,无需额外设立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殊目的载体,系资产证券化中的核心载体)等复杂结构,成本显著优于预期收益RWA和商品RWA。其三市场与机构实践显示,标准金融资产RWA的成熟度更高,流动性机制与投资者接受度更完善。

  因此,在可预见阶段,标准金融资产将成为RWA主线。香港金融机构选择符合香港监管与国际投资者需求的标准金融资产,既稳妥切入,也为未来规模化奠基。

  此外,金融机构应加强合规能力,主动和监管建立高水平信任。围绕香港RWA可能的业务形态,提前规划软硬件与制度性“基础能力包”:包括即时监控与预警处置机制、监管适配层的留痕与报送能力,以及覆盖账户、资产、交易与数据的全链路审计追溯能力;以“可插拔、可验证”的模块化架构搭建PoC(概念验证)与沙盒,逐步完善数据标准与风控规则库。同时,金融机构要超越监管要求,主动与监管和市场沟通,建立高水平信任,避免“追潮流”“假创新”,确保RWA产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坚决防范P2P重演。

  最后,金融机构还应持续能力建设与人才积累,保障长期运行。RWA项目的本质是持续经营,而非“一次性上链”,从信息链上传输到与监管合规的动态对接,都要求稳定的组织能力。缺乏此基础,易引发运营与法律风险,影响项目稳定性。

  在人才层面,RWA与稳定币推进需要具备金融、科技与合规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既理解传统金融底层逻辑,又能把握区块链技术细节,还需熟悉监管要求。香港依托世界级高校与专业服务生态,已形成多层次人才供给网络,可作为业务落地与扩张的重要资源。

  《香港稳定币条例》正进入加速落地期。严格监管所带来的信任背书,正在加速聚合资本、技术与场景,形成新一代“金融创新试验场”。这为企业与金融机构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谁能率先跨入这一新赛道,谁就更可能孕育新的商业模式,或在未来金融生态中掌握话语权。

  在这场以信任为基石、以创新为驱动的金融变革中,唯有勇于探索、善于布局者,方能在千帆竞发之际脱颖而出,占据战略制高点。把握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国际连接能力,以稳定币为金融底座、以RWA为资产载体、以合规科技为护城河,先行者将有机会在可验证、可复制的商业闭环中积累势能,推动从点状试验走向规模化应用,并最终在全球数字金融竞争中赢得先机。

  (谢祖墀系高风咨询创始人兼CEO,孙志鹏系金融科技专家,吴克晔系高风咨询副合伙人)

  2024年,广东GDP达14.16万亿元,江苏为13.7万亿元,中国经济第一省与第二省的GDP差距缩小至4626亿元。而且,江苏5.8%的实际增速显著高于广东的3.5%,连续5年以明显的经济增速在GDP总量上紧追广东。

  2025年上半年,江苏省GDP为66967.8亿元,广东为68725.4亿元,两省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至1757.6亿元,创近6年同期最小差值。在此背景下,“苏大强能否超粤老大”的舆论再度升温。

  2019年至今,江苏基建增速呈明显上行趋势,广东基建投入则呈现下降态势。2021年以前,广东基建增速一直高于江苏,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此后广东基建增速开始落后于江苏。两者差距在2024年明显扩大,江苏当年基建增速为13.3%,广东仅为0.2%。在中国经济总体下行的背景下,江苏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逆周期调节的方式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笔者近期在广东参加一期关于推动县域国企债券融资的调研活动时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来源包括财政资金、国企融资与银行贷款。比较分析显示,广东与江苏在资金获取渠道上,政府专项债差距不大,主要差距体现在县域政府的融资方面。截至2024年末,江苏、广东两省县域地方国企融资的企业数量与融资额分别为481家与8.54万亿元、49家与1.54万亿元。

  江苏省县域国企通过市场化手段融资,规模巨大;而广东县域建设资金主要依靠政府专项债券融资。并且,江苏地方国企融资还有加速趋势,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江苏省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98.7%,广东仅为3.9%。广东财政专项债投入力有未逮,已引发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担忧。

  笔者同样心怀担忧,不过并非担忧广东经济落后于江苏,而是担忧广东因担忧被江苏超越,而简单模仿江苏的发展模式。

  在当前全球化深度调整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广东与江苏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发展路径的一次梳理,有助于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展开新探索。

  广东与江苏的发展模式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治理理念与路径选择。江苏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主导、园区驱动、债务支撑”;广东模式的精髓则在于“市场主导、民企驱动、全球布局”。

  首先,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财政体制安排。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13个地级市全部实行二级财政的省份,县级政府可直接对中央分税。这一制度安排赋予了县级政府极大的财政自主权和资源调动能力。相比之下,广东仅有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城市实行二级财政,其余县(区)需与省、市两级分成。

  在江苏的财政体制下,土地、资产、特许经营权等优质资源可以一次性注入县城司,土地、园区、水库、码头、海域、广告位、特许经营权等一次性划入县级城投,使资产规模迅速做大。加上省管县体制的实施,造就了“县城投即省级平台”的特殊格局,极大增强了县级政府的融资能力和投资能力,为江苏的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其次,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融资机制。在江苏,江南、常熟、张家港等农商行由县国资控股,财政存款与银行授信高度绑定,形成了对县城投“授信无上限”的特殊金融支持机制。这使得江苏的县城投能够以低于3%的成本获取资金,形成“债—贷—债”的良性闭环,为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据统计,江苏的县城司负债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广东的财政高负债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再次,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干部激励机制。在江苏,重大项目投资额占干部考核权重高达35%,这一制度安排使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更为关键的是,2018年前江苏对隐性债务实行“一次性锁定+终身免责”政策,大大降低了干部“借钱搞基建”的政治风险。这种“项目出官+债务免责”的人才激励机制,使江苏的干部队伍能够大胆决策、积极作为,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最后,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江苏实行“链长制”,由省领导亲自担任各产业链“链长”,按照“缺什么引什么”的原则,一条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一抓到底。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使江苏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集聚效应。以LED、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为例,江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系统。

  江苏模式如同一个精密钟表,发条是政府信用,齿轮是土地财政,动力是中央货币宽松,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投资拉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局限性,如对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债务风险的累积等。不过,江苏债务“看着高、实则稳”,短期爆雷概率极低;但低风险不等于无风险,一旦宏观利率反转或中央收紧货币,高杠杆就会带来风险。此外,企业选址并非仅取决于基建条件,民营大企业更需要自由开放的市场来自我配置资源。

  对广东而言,江苏模式虽成效显著,但由于两省在财政体制、文化基因与风险承受力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广东必须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一是财政分成差异。广东与江苏在财政体制上存在根本性差异,这是广东无法复制江苏模式的首要刚性约束。广东不仅没有江苏的二级财政体制,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远低于江苏,资源调动能力也相对有限。而且,广东省的纳税大户深圳市财政直接对接中央财政,不由广东省掌控。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同时承担着支持自身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对西藏、新疆等扶贫工作的中央任务。

  此外,广东的财政收入结构与江苏也存在差异。广东的税收来源更加多元化,涵盖制造业、服务业、对外贸易等多个领域,江苏更加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税收贡献。这种结构性差异也使广东难以简单复制江苏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二是商业文化传统差异。江苏的“政府公司化”模式有其历史合法性基础,源于漕运、盐政、官商等传统制度安排;广东的“市场内生化”模式源远流长,植根于十三行、侨乡、家族企业等商业传统。这种商业文化的差异,使广东的市场主体对政府干预的接受度和适应性与江苏存在明显不同。

  在广东,市场主体更习惯于自主决策和市场竞争,对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可能存在抵触情绪。江苏对“大政府”有天然依赖,有事找政府,“父母官”观念根深蒂固。广东民间始终对“政府有为”与“大政府”保持警惕,认为“政府应少管”,遇事更倾向于找“会馆”(协会)、找朋友,相信市场。如果广东强化政府主导的发展逻辑,不仅会遭遇民间对“政府主导”的合法性质疑,还可能削弱市场信心,影响经济活力。

  三是风险承受能力差异。20世纪90年代,广东国投等财务违约与破产事件使广东被中央列为“隐性债务重点监控区”,无法再享受江苏曾经享受的“老债免责”政策。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广东若复制高负债与高投资路径,极易触碰风险档位,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与江苏相比,广东的债务结构更加复杂,风险承受能力也相对有限。广东的地方政府债务、普通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水平均高于江苏,这使得广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投资时面临更大的风险约束。

  此外,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其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外部市场和国际环境。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广东面临的外部风险远高于江苏。这使得广东在实施产业政策和投资策略时需要更加谨慎,不能简单复制江苏的高杠杆模式。

  广东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开放型经济发达、创新活力强、对外资源丰富等。广东应立足这些优势,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引领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与江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广东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拥有1.27亿实时人口。2024年,广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79万亿元,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广东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广东,“有市场就有产业”已成为一种发展常态,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43%,本土消费直接对接全球需求。这种市场规模优势是江苏等省份难以比拟的。

  广东拥有几乎全部工业门类体系,是国内制造业产业链条最为完整的省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中心。广东产业集群优势明显,拥有近400个地方产业集群,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家具、家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

  相对于江苏省更偏向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广东省的产业以电子轻工业为主,偏向消费市场。在全球产业结构重组的背景下,广东省的产业更容易通过消费市场的打造,实现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品牌的跃升。

  一般而言,一个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需要经历设计、制造、物流、销售渠道、品牌、售后等环节,生产环节所产生的增加值占比不足30%,而市场销售环节可以占到70%以上。消费对国家GDP贡献高,增加值主要在消费环节上。如果广东要在GDP增速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建设广东消费大市场是当前经济环境下的不二选择。

  2010年前后,欧美市场掀起新消费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高科技赋能新消费,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新消费品牌。这场新消费运动本质上是技术革命、社会思潮与产业瓶颈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市场饱和倒逼下的产业突围,将技术积累所溢出的效应与产业转型的需求结合,把制造业的技术红利转化为市场红利。其核心驱动力并非单一市场转移,而是新技术应用、经济转型与文化核心三重变革共振的结果。

  技术层面,互联网兴起、硬件微型化与新材料创新门槛降低;经济层面,传统工业品需要找到新的市场机会;文化层面,后现代化价值崛起,环保、共享、伦理成为消费决策要素。新消费市场的兴起通常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消费占比突破60%,科技消费转化率加速,技术成本被大量摊薄,社会物质需求日趋饱和,基本生活品支出占比小于20%的情况下发生。

  2023年,广东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达2.35万美元,虽然不及2010年前后的欧美人均GDP,但就购买力而言,实际大大超过当时欧美国家的购买力。广东省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中上规模的国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并进入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窗口,对高科技制造、服务、康养、文旅形成持续拉力。

  广东民营经济发展迅猛,老板密度全国最高、市场基因最强。2025年上半年登记在册经营主体突破2000万户,每6.4个广东人就有1个老板,民营经济对GDP贡献超60%。2024年末广东住户存款余额11.3万亿元,全国第一,比江苏多出2.4万亿元,资产沉淀在民间。广东全国居民储蓄率达43.4%,显著高于全国平均,人均财产净收入6500元,高于江苏。广东私人汽车保有量2700万辆,每千人拥有201辆,远高于江苏。沪深两个交易所个人投资者开户数广东长期第一,达5200万户,占全国的18%,是江苏的1.68倍。A股现金分红广东居民个人股东拿走约420亿元/年,是江苏的1.75倍。

  广东居民财产净收入更高,资产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实现了“藏富于民”。广东资产更民间、更下沉、更市场化,没有被国企、政府平台“截留”,也未受土地制度限制无法变现,最终体现为广东居民账面上的财产收入优势。

  广东具有全国最齐全的“电子+家电+服装+家具+食品”轻工矩阵,优势在产业中下游;江苏的产业优势在中上游,如化纤、工程机械、船舶、光伏电池等。从产业结构上比较,广东比江苏更合适发展新消费市场。

  广东当下的产业背景跟欧美新消费运动之时的经济、技术、文化有耦合之处。经济上,广东需要在市场饱和下实现产业突围,将制造业技术红利套现。产业结构上,广东的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7.5%,粤港澳大湾区超过60%,后工业化社会已经来临,科技化与个性化消费激增。

  人均GDP2万美元仅是现代化的开始,如果能将收入转化为消费,广东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广东制造将获得新的增长空间,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有望实现,广东才能从“世界工厂”转身为“全球大市场”。

  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GDP长期没有增长,本土消费与投资疲软,产业面临日元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生产地必须靠近消费地”成为日本企业的生存逻辑。日本政府开始从“贸易立国”升级为“投资立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023年,日本的对外投资(ODI)存量占GDP近50%,连续33年全球第一。

  安倍政府时期,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与灵活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的结构化改革,简称“安倍三支箭”。期间,日本对友好国家大量输出低息的日元贷款,主要支持在相关国家的日资企业,并惠及购买日本产品的所在国国民,比如购买日本汽车首期5%,而同时间购买其它国家汽车的首期还是20%。日本的对外日元借款,不但促进了与投资所在国的关系,又通过低利率促进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同时,通过工业资本对冲了美国的金融资本。

  日本国际化有一系列的顶层设计:一是产业链上下游集体外迁,但核心零部件仍由日企内部交易。如汽车厂在泰国、印尼、菲律宾形成“发动机—变速箱—整车”内部链,当地采购率仅40%。二是母工厂制度,如在日本保留1条最小可行产线,海外技术人员必须赴日研修,确保全球工厂同一水准,使日本所有行业基础技术仍100%留存本土。三是政府与商社护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国外56个国家设立74个办事处,伊藤忠、三井等商社提供“融资+物流+外交”一站式包干,企业只需专注产品。四是资本与规则双输出,低息日元贷款与出口信贷组合,J-REITs(日本版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与母基金回流,形成“资金出海—资产回流”闭环,并通过积极参与CPTPP、日欧EPA,把日本工业标准(JIS)写入国际协定,实现规则出海。

  目前,日本企业海外收入已相当于本土GDP的1.8倍,真正实现“再造一个日本”,并完成“本土—海外—规则”三阶段跃迁,海外净资产约3.1万亿美元。

  截至2024年,广东企业对外投资存量仅为2100亿美元,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广东制造业出海以民企自发为主,缺乏顶层的设计与规划,缺乏政府系统性政策支持,更缺乏来自行业商协会与商务平台的服务。

  广东应当借鉴日本海外发展模式,通过粤港澳合作的机制,由香港金管局牵头,组建人民币银团,利率比当地基准利率低50-100BP,专门投向中国海外制造业产业园、港口、物流园,支持中国海外发展的企业。同时,应当建立湾区制造标准,并推动湾区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直接提交国际各种合作组织。

  广东还应当组建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主的“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裁决结果在150国承认。用港澳被国际认可的普通法与自由港规则,反向嵌入全球供应链。

  广东是国家最具海洋文明文化的省份之一,广东企业的国际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国际化,还需要在制度上为国家探索提供一套“跨境治理模板”,将港澳普通法+自由港规则“内地化嵌入”,帮助国家掌握国际规则话语权,并通过国际化循环,发展壮大湾区经济,培育出一个“海外广东”。如此,广东经济的活力将是现在的一倍以上。

  与其学江苏跟中央要政策,广东跟中央要的更多是探索权,就如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跟中央要开放权、办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

  一是探索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广东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而立法权下放则是制度型开放的首要内容。广东应该积极争取大湾区特别立法权,对审批制度、机构改革、跨境金融等领域有立法权,使广东成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共同立法者”,而非被动执行者。特别立法权将赋予广东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制度创新空间,能够更好地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

  二是探索建立更加开放的跨境金融市场,允许更多的境外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机构,开展业务。通过香港创新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如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保险等,建立更加便捷的跨境资金流动机制,全方位支持广东制造业的国际化发展。

  三是探索建立更加开放的专业服务市场,允许更多的境外专业服务机构在广东设立机构,开展业务,推动专业资格互认。推动数据的国际化合理流动,有利于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去,并获得新的话语权。

  四是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权共享。广东应该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商事法院,受理三地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一法系,判决在港澳直接承认,打造“中国普通法”试验田。这种机制有利于将广东乃至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化,并获得新的国际话语权。如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国际条约等,反向塑造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格局,为粤港澳三地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法律环境。

  五是探索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技术标准、社会事务管理、审批制度管理,如医疗医药管理体制、汽车改装、高端游艇、低空及海上新技术应用等等,打造粤港澳新产业的政策高地。联合香港与澳门,向中央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大消费试点”特别政策,包括审批、消费税改革等等,调动地方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性。中央通过让渡部分消费税,换取地方主动培育消费市场。总体财政不减收,反而因增量做大而增收。

  广东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产业也进入发展链条顶部的准备阶段,广东新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需要建立新型的发展智库。广东必须将智库从“写报告”升级为“共同立法者”,用“湾区智库+中央授权+港澳国际接口”形成新的设计体系,让懂产业、懂制度、懂国际规则的人坐到决策前排。

  相对于江苏的政府规划经济,广东民营经济活力是“长”出来的,更是“放”出来的。有能力、能够自我配置资源的企业更愿意到广东发展,广东的经营环境与配套环境更适合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发挥。比如希音的供应链总部就从南京迁至广州,看中的是“72小时全球空运+跨境电商综试区+离岸贸易结算”组合,完成全球收款、境内结算、境外发货闭环。

  广东发展不能仅靠投资拉动,轻资产反而是优势,需要的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做好市场机制,成为全国市场最大、资本最活、配套最全、开放最深、对话最畅的经济区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探路。这才是改革开放经济第一大省应有的魄力与魅力。

  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是广东叙事规模最大、最有激情的故事,也是广东乃至中国经济决定性的变量,其余的资金、资源、技术、战略,都只是附着在这个核心逻辑上的加速器。笔者认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群体出现,并非来自规划,而是一种涌现。

  9月28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9月28日上午9时,2025全球“云祭孔”大型网络直播活动将举行。作为2025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乙巳年公祭孔子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特别策划推出“四海同祭”“儒润边疆”“儒韵新章”“儒风远播”“儒典流芳”等系列专题环节,全面展现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

  据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有效应对第20号台风“博罗依”对运行的影响,海南控股旗下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民航三亚监管局的指导下,协同空管单位、各航空公司综合研判后决定:2025年9月28日9时起暂停航班起降,预计航班恢复时间为2025年9月28日21时。

  本次展览由深圳出版集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打造,将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展示唐代壁画高清图片近80幅,并配套VR大空间沉浸式数字体验、教育活动、专题讲座、科普短视频、联名文创等多个项目,让千年壁画带领大家重回大唐。此次展览呈现的近80幅唐代壁画高清图片,是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在华南地区集中亮相,将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本次展览还特邀陕西历史博物馆五星级讲解员带来专业导览,展览期间,他们将通过生动详实的解说,为观众深度解读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9月24日,第五届沈阳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开幕。本届大会上,出席的乘用车企业并不多,而是智能驾驶企业。Robotaxi、无人驾驶农机、无人物流配送等,成了大会上的主角。

  沈阳市有着深厚的汽车制造底蕴,随着AI、通信、大数据在汽车领域的不断渗透,将这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制造结合起来,破解产业瓶颈、培育新增长极,成了沈阳市乃至辽宁省实现老工业基地从制造走向“智造”的关键。

  此前几届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车路云一体化是指在车路协同的基础上引入云端和其他支撑平台,通过利用地图、气象等平台信息实现更安全可靠自动驾驶的技术体系,它是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产业化落地的关键,同时也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去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重庆、南京、苏州、成都、沈阳等在列。今年6月,沈阳市政府发布《沈阳市促进“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工作若干政策措施》,设立每年不超过3000万的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专项资金,促进车路云协同发展。

  但在本届大会上,“车路云一体化”的话题被淡化,显示出这一实现自动驾驶和智慧城市的路径在现阶段遇到一些问题。从实际上应用的角度看,Robotaxi和无人物流车是更受关注的热点。

  此次参展的乘用车仅有华晨宝马的5系V2X后装科研车、华晨金杯海狮王EV、百度Apollo与江铃新能源联合开发江铃颐驰06。而华为、四维图新、蘑菇车联、黑芝麻智能、中科创达、希迪智驾、德赛西威等众多智能驾驶企业都没有出席。

  实现自动驾驶的模式,可以分为单车智能和“车路云一体化”两种。当前,大量的乘用车企业更偏向于发展单车智能,特别是接近于L3级的高级辅助驾驶。“车路云一体化”模式在当前并不受企业欢迎。众多布局“车路云”的科技公司,在面对资金投入高、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等问题时,不得不收缩战线,或转而发展更热门的AI大模型。

  从整个自动驾驶发展的脉络看,一直存在着L2级辅助驾驶和L4级无人驾驶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前者主要应用智能汽车,后者主要应用于无人车。后者在今年迎来了不错的发展环境。

  今年,L4级的Robotaxi和无人物流车出现了一个发展热潮。6月,哈啰、蚂蚁集团、宁德时代发起成立“造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军Robotaxi领域,三方首期合计出资超过30亿元。9月17日,造父智能科技获得了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造父智能科技还有着“最晚8年部署100万台Robotaxi”的目标。9月10日,新石器无人车交付量正式突破第10000台。目前,新石器无人车月销量接近2000台,已经实现单月盈利,正努力实现全年现金流转正。

  在这一背景下,沈阳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也更侧重Robotaxi、无人驾驶的农业机械、无人清扫车、无人物流配送车、无人售卖车、无人安防车等场景的示范运营。大会开幕式上,沈阳与哈喽出行签约了哈啰智驾东北总部项目。

  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还孵化了沈阳盛科御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团队出身于武汉大学自动驾驶团队,自研全栈L4级无人驾驶整体解决方案,生产了无人摆渡车,并与中车时代联合生产了18吨无人驾驶电动洗扫车,与南京司凯奇汽车共同试制了无人驾驶电动农机。

  此外,沈阳还与一汽物流大连公司、中环洁(沈阳)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沈阳寒武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项目、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九识(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产业链伙伴签约超20个项目。

  当前,大多数无人驾驶物流车,包括无人车制造企业、无人车代理商和终端运营商,都面临盈利难题。一位来自重庆的参会人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的物流无人车企业,多数都是奔着补贴来的,没有补贴几乎运营不下去。”

  九识智能·大米快跑无人驾驶汽车总部负责人傅成华表示:“我接触的各个代理商、无人驾驶平台,都是亏损状态,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卖车了,我是送车,你每天卖我300斤大米我就送你一台无人售卖车。”

  根据《沈阳市促进“车路云一体化” 试点工作若干政策措施》,针对无人接驳、无人售卖、智慧公交、无人配送、无人清扫等智能网联车辆,政府会按企业示范应用车辆和场景建设项目运营成本的3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对此,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认为,清扫、物流这些场景是廉价劳动密集型应用,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因此更难盈利。“成本下降、技术提升,包括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高算力的AI芯片、数据算法,以及数据闭环的打通、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核心零部件的开发投入,还是得指望汽车尤其是乘用车,来把产品价格打下来。”朱西产说。

  虽然无人物流车、无人清扫车等成为当前智能网联产业的重要落地场景,但大部分无人物流车都并非接入云端,仍依赖单车智能的视觉与雷达系统实现感知决策,既未能发挥“车路云一体化”的协同优势,也难以突破复杂路况下的安全与效率瓶颈。

  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盛科御旷科技首席科学家李必军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现在运营的无人物流车里有通信模块,能跟路侧基础设施通信,云端也能下发一定的指令,但现在云端的通信延时还很严重,很多地方的5G基站也没开,还属于是单车智能。”

  新石器无人车公司副总裁张明辉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们运营的无人物流车是单车智能,是靠视觉+雷达系统感知和决策,并未接入云端通信。

  为解决产业发展困境,沈阳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大会开幕仪式上,北京、鄂尔多斯、沈阳、长春、济南这5个首批入选“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的北方城市,启动了城市群协同共建,合作内容涵盖‘标准统一、安全监管、数据共享、场景落地、生态协同’五大方向,以推动五地在技术标准统一、测试评价互认、数据互联互通、场景应用建设、生态合作共享等方面深入合作。

  “全款支付了17个多亿的土地,政府宣布要全部无偿收回,还要再罚3个多亿。我们从事房地产开发20多年,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吴松是紫光和创科技发展(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和创公司”)、紫光和融科技发展(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和融公司”)的副总经理。2019年,他所在的这两家企业全额支付了广东省东莞市“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的258亩土地款项,其中和创公司支付1.67亿元,获得108亩工业用地;和融公司支付15.54亿元,获得150亩商业用地。

  2020年2月26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和创公司的108亩工业土地颁发不动产权证;但和融公司的150亩商业用地,则至今未获得该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

  2021年4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上述258亩土地启动闲置土地调查。2023年3月,该局做出《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对和创公司、和融公司共处以征收3.44亿元土地闲置费的处罚;同时,还做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宣布无偿收回这258亩土地。

  随后,和创公司、和融公司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和东莞市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并撤销东莞市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2025年5月,此案二审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至2025年9月27日12时,法院尚未对此案宣判。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吕鹏在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对类似闲置土地予以无偿收回的处罚并非个案,“一切都是依法依规而为。”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获得的这258亩土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其邻近东宝公园,与深圳市宝安区只有一河之隔。驾车过桥,几分钟内即可到达深圳境内。

  吴松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他们就与东莞官方进行了接触,当年11月与东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2018 年5月签署了《项目投资协议书》。

  2019年11月,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合同,取得这258亩土地的使用权。次月,取得上述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随后,两公司全额支付了总计17.21亿元的土地款。

  和融公司与和创公司,都是在2019年9月注册成立于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注册资本分别为2亿元、6亿元。

  中国知名科技公司、也是知名芯片研发生产企业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现名: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仍简称“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在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里,均担任了董事职务。

  “一开始,是紫光集团去与东莞市谈的这个项目,然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立了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这两个项目公司去具体执行。”有其他知情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不过在工商登记资料方面,无法看出赵伟国或者紫光集团,与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存在股权方面的直接联系。

  吴松还介绍说,他们拿下这258亩土地,建设“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的初衷,是打造一个适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特点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新城,并希望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的城市新地标。该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工业用地部分,预计将建设5G 技术研究院产业中心、物联网技术研发应用产业中心、智能汽车芯片研发应用和销售产业中心;商业用地部分,则是建立一个商业综合体,包括商场、办公楼等等。

  没有想到的是,从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得这一切变故丛生。

  按照2019年公司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合同约定,“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原本应在2020年4月17日之前开工;然后在2023年4月17日前竣工。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如果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同意,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疫情的突如其来,让这些都充满了变数。我们的项目总规划是请了一家国际著名设计公司Callison Rtkl International Ltd 的洛杉矶团队来具体实施,结果从2020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外的设计人员无法入境中国,他们就没有办法与我们进行必要的现场沟通,这直接影响了项目的进度。”吴松回忆说。

  根据在事后的诉讼中,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为“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两家公司前后共完成了80余版设计方案,其设计费用支出达到了3400 万元。

  对于疫情因素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影响,国家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在2020年2月5日发布了《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

  该通知规定,“适当调整履约监管方式,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建设项目情况和疫情防控需要,从即日起暂不开展实地履约巡查,待本地区疫情消除后,及时恢复正常的履约监管。对于受本次疫情影响未能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的,疫情持续期间不计入违约期。”

  2020年6月10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又发布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明确近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后履约监管方式的函》。

  上述函件规定:“一、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实地履约巡查。二、对受疫情影响未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疫情期间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暂未计入违约期的土地,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计算违约期。”

  “但事实是,即使在2020年6月15日之后,我们的项目仍然不断受到疫情因素的阻扰,不仅国外的设计团队无法入境,项目前期建设的工程规划许可证申报、工地现场施工人员进场就位,都困难重重”,吴松表示,“还有我们集团公司的管理总部在北京,无论是北京、还是东莞,那两三年里,疫情反反复复出现,总部人员从北京到东莞来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各项必要的现场沟通,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延期或者取消。所以我们认为,从2020年6月15日开始恢复计算违约期,与那几年的客观事实不相符,明显有失公平。”

  事后的行政诉讼中,和融公司与和创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从2020年6月开始,两家公司曾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开工。2020年6月24日、10月26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这一“基坑工程的重大项目基础和基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提前介入登记,并通过办结。至2020年11月17日,项目已经开挖了95%的基坑和20%的基础桩施工。

  当年,紫光集团资金链断裂,发生重大债务违约;2021年,紫光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如前文所述,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均为和融公司、和创公司的董事。赵伟国本人在2022年7月,亦被带走调查。2025年5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赵伟国以犯贪污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紫光集团的事情使得东莞市政府对‘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的看法发生了改变。”2025年9月,前述知情者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

  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也提出,“紫光集团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改变了东莞市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影响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批。”

  进入2021年,当年4月30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向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送达《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认为,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未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开发条件,对前述258亩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的规定,已涉嫌闲置土地,因此决定对此调查。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对于闲置土地的定义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启动这一调查的时间,距离《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明确近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后履约监管方式的函》中提到的“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计算违约期”,尚不足一年。

  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负责案件审理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亦承认,“该调查启动时间存在瑕疵”。

  2021年5月20日,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被告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的调查中陈述,其未按合同约定建设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2020年年初疫情影响:其二,2020年9月前一直与城建部门进行讨论,2020年9月17日正式提交建设方案,2020年11月5日设计方案按照最新规定修改后重新上报,2020年11月东莞市领导小组会议未通过,2021年3月进行协商,2021年4月重新修改方案再进行上报;其三,地块设计团队因疫情原因未能到达国内进行沟通;其四,因用地指标问题需分几期供地,“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是一个大项目,需与其他地块同时进行设计开发,目前二期地块仍未供地,导致一期项目未能正常开发。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没有认可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这些陈述理由。一年多之后,即2022年8月11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前述258亩土地为“闲置土地”,闲置时间自2021年4月17日起计算,闲置原因为“企业自身原因未能动工”。

  “2022年6月10日,我们的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通过了东莞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2022年第3次会议的审议;6月29日,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这些,我们认为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完全没有想到40多天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会对我们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吴松说。

  此事件还有一个插曲,2022年8月8日,也就是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的前三天,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对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这258亩土地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为2年,后又续封了1年。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的这一查封,是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的协助下完成的。

  2022年9月,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听证。同年11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就此举行听证会。

  2023年3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两份《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东自然资{市场}监管决字【2023】1号、2号)。

  决定书称,“经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对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征收土地闲置费共计3.44亿元。

  同时,该局还做出两份《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东自然资{市场}监管决字【2023】3号、4号))。决定书称,“经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无偿收回上述258亩土地的使用权。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做出上述处罚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第二十六条,“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2023年6月,东莞市政府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两家公司的诉求。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随后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东莞市资源局和东莞市政府。

  “让东莞市所辖的一个基层法院,来审理我们起诉东莞市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的案子,这确实是问题所在。东莞市政府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写明,如果我们不服,可‘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向广东省法制办反映过这个问题,但也没有结果”,2025年9月,代理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此案诉讼的律师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

  知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侯欣一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第一审行政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而如果行政案件的一审要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则要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中的一项:(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主张,“疫情原因构成不可抗力,2019年底至2022年底均不应计算开工违约期”;以及紫光集团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改变了东莞市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影响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批;此外,因东莞政府拒不依法核发和融公司150亩商业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严重影响了项目动工计划和资金计划等等理由。

  两家公司的上述主张,在审理中均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理据不足,不予采信”。

  2025年1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和融公司、和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上述判决中,尽管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承认,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进行的闲置土地调查,“调查启动时间存在瑕疵”;同时,“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认为闲置时间自2021年4月17日起计算,存在错误”,但是法院认为,这些并“不影响案涉闲置土地的认定”。

  2025年5月,负责这一案件二审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进行开庭审理。至9月27日12时,二审尚未宣判。

  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方面,该局局长吕鹏在2025年9月18日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对类似闲置土地予以无偿收回的处罚并非个案,“我们一切都是依法依规而为”。

  至于东莞是否曾有如此大金额的土地在全额付款后予以无偿收回,同时对所涉企业再处以巨额罚款的案例,这位局长则没有回答。

  经济观察报记者亦查询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发布的裁判文书。涉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征缴土地闲置费”的行政诉讼案件,广东省在2023年年初至2025年9月25日,只公布了11桩判罚案例,这些案例均未发生在东莞市境内,并且涉及金额亦较小。

  其中2025年,广东省只公布了1桩判罚案例,为潮州市自然资源局向一家企业征缴土地闲置费,涉及金额为860.60万元。

  侯欣一教授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系列涉及疫情因素的司法案件处理的指导意见,或者说是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提到的领域包括合同、金融、破产等民事案件,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提到土地和房地产类的案件,也没有提到行政案件。

  总是把自己的孩子挂在嘴边,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要么随时随地夸奖自己的孩子,炫耀自己的孩子听话、聪明、学习好等等。

  有些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父母把孩子当作战利品或者自己人生的替代品,本质上是在贬低孩子的人格和物化孩子,会给孩子注入一种无价值感,慢慢地就失去了自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过一个“镜中我”效应,该效应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他所具有的自我感觉,由别人的思想、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

  尤其是孩子,主体性比较弱,他人的眼光在自我意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你总是向别人炫耀孩子,你对孩子的过高评价,孩子不完美但真实的人之本性得不到承认,从而发展出一种浮夸感,使孩子在无价值感和极度的自我膨胀之间来回摇摆。

  它还可能导致孩子无法完整地接纳自己,而是高度倚重自己的某个单一优势(比如外貌、智力或其他天赋),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获取自尊。

  另一方面,如果你拿孩子开玩笑,或者总是贬低孩子。也会影响孩子对自我的认识,撼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科技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发表了一篇深度好文《保持渺小的身份》。格雷厄姆在文章中警告道:“给自己贴的标签越多,就会变得越笨。”

  他就可能给自己贴上标签,觉得没有能力做好任何事。贴标签很容易,去标签化则很困难。

  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要总是把孩子挂在嘴边,不要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

  作为父母,首先就要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附属品,有自尊,有感受。

  根据客体化理论,当一个人被主要视为他人满足需要的对象,而非拥有自己权利和感受的个体时,就会发生客体化。

  如果父母频繁地将孩子作为谈话的“客体”,可能会无意中削弱孩子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感。

  你要时时刻刻都想着尊重孩子。尊重就像空气,有的时候没感觉,没有就会窒息。

  有研究表明,父母有时会不自觉地贬低孩子,贬低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隐性习惯。

  因此,作为父母一定要对自己的隐性习惯保持警觉,避免批评、嘲讽或贬低孩子,别拿孩子开玩笑,更不要公开地说孩子不好。

  当他们学习新事物时,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哪怕他们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也不要贬损,不要指责,而是要做到对事不对人。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达:即孩子会“欲望着父母的欲望”,却以为这是自己的欲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可能从小就被灌输“我们家需要一位医生”的观念。他努力学习医学,并真心认为自己热爱医学,渴望救死扶伤。

  但可能在某个中年阶段,他会感到一种深刻的空虚和困惑,发现自己从未问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他的欲望是“父母的欲望”。

  如果父母还有意识地给孩子强加自己的意志,等某一天会给孩子、给你自己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和烦恼。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角色”中解脱出来,多关注自己的人生,不要拿孩子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孩子也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最后总结一下,不要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真的很傻。那么该怎么做?第一个,尊重边界,不客体化;第二个,不要贴标签,而是要去标签化;第三个,多关注自己。

  十多年前,中国的汽车芯片市场几乎被欧美巨头垄断,一辆车中或许有上百颗芯片,但基本没有来自中国公司的。即便在五年前,国产芯片在车企的供应链中,也仍处于“无人问津”的阶段。

  现在,中国企业开始在汽车芯片领域崭露头角。以2024年汽车模拟芯片的收入计,纳芯微在中国汽车模拟芯片市场中,位列中国厂商第一名,成为中国模拟芯片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这家从传感器信号调理ASIC芯片起步的企业,因较早聚焦汽车电子市场,从而赶上了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机遇。

  “芯片产业最困难的是从0到1的破局。一旦完成从0到1,中国企业就非常擅长完成从1到100的持续迭代。这与其他产业相同,一旦中国完成从0到1,从1到100就是不可阻挡的。”纳芯微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升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

  2015年,当绝大多数中国芯片公司还集中在白牌消费电子等门槛较低的红海市场竞争时,王升杨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让纳芯微转向门槛更高的工业和汽车电子市场。

  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决定。车规级芯片意味着极高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长效性要求,产品生命周期需长达15年以上,认证周期漫长。

  2016年,纳芯微推出了首款汽车级芯片,开始了在车规领域的早期耕耘。2018年之后,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出现,整个中国产业界意识到了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芯片国产化”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

  王升杨形容,这是行业“从0到1”的破局点,“如果没有外力,很难完成0到1的突破”。纳芯微提前数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打磨,使其在窗口打开时,成为了一家有能力“上车”的本土芯片企业。

  2021年前后,新能源汽车销量爆发式增长,叠加智能化浪潮,彻底改变了汽车的价值构成。同时,疫情压力下全球芯片供应短缺,让芯片在汽车行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甚至促使很多车企也开始涉足芯片研发。

  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变革在于“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这是纳芯微切入整车供应链的第一个突破口。高压平台是电动汽车提升续航和充电速度的关键,而高电压带来的隔离安全需求,成了纳芯微的发力点。

  纳芯微的隔离产品基于自有专利的AdaptiveOOK信号调制技术,解决了电动汽车高压安全这一核心痛点。到2023年,纳芯微的数字隔离器、隔离采样芯片等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已位居前列,在汽车电子领域出货量已达1.64亿颗。

  2022年4月,纳芯微闯关IPO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募得发展资金,用于信号链芯片开发及系统应用、研发中心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上市之后的纳芯微,产品路线图也快速向整车扩展,覆盖了车身/整车(域)控制器、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汽车照明等。“整车上面用到的模拟芯片种类非常多,我们希望从一个一个细分的场景开始切入,把每个细分场景做深做透。”王升杨说。

  2023年,纳芯微推出了国内首颗集成LIN总线物理层和小功率MOS管阵列的单芯片车用小电机驱动SoC——NSUC1610。这颗芯片可用于控制车窗、座椅、主动进气格栅等。

  更前沿的布局指向了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2025年,纳芯微发布了基于HSMT公有协议的车规级SerDes芯片组,实现了视频信号在车内的高速、无损传输,这是智能座舱多屏互联和ADAS高清摄像头的关键部件。

  “我们理解的‘芯片赋能汽车’,是更多地想强调芯片在未来的汽车应用创新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王升杨说。

  2023年后,持续数年的“缺芯”潮水骤然退去,市场从“供给为王”切换回残酷的存量竞争。一些海外芯片巨头改变策略,以威胁性的价格,给尚处于萌芽期的中国芯片带来很大的冲击。到了2025年,王升杨发现,芯片市场的竞争趋于缓和,中国芯片迎来了和海外芯片正面较量的阶段。

  竞争最前沿的战场,往往是技术迭代最快的地方。在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尤其是主驱逆变器等高压核心领域,纳芯微的隔离类芯片与国际巨头短兵相接。这里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价格比拼,而是性能、可靠性和功能安全的全面对标。

  凭借多项国内国际领先技术,纳芯微的数字隔离器、隔离驱动等产品打入了头部车企的供应链,在国产新能源汽车中占据了接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我们的价格其实现在并不算便宜,因为中国芯片产品逐渐不再仅依赖国外供应商,不再通过低价抢占市场……我们比较有优势的隔离类产品,从大规模交付的实际产品表现来看,质量表现已经可以与国际大厂同台竞技。”王升杨说。

  王升杨曾在2023年提出一个目标:在一辆新能源汽车上提供价值超过2000元的纳芯微芯片产品。虽然市场竞争激烈,但汽车芯片用量的快速增加支撑了他的信心。2025年上半年,纳芯微汽车电子业务收入占比34.04%,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出货量为3.12亿颗。截止2025年上半年,纳芯微汽车芯片累计出货量已突破9.8亿颗。

  对于纳芯微这样的中国芯片公司而言,与国际巨头的较量,不仅局限于技术产品,更是体系与体系的较量。

  王升杨分享了一个与博世合作的经历,让他备受启发的是博世思考问题的方式。博世曾向王升杨提出:汽车产品与电子消费产品不同,纳芯微为何不让汽车业务独立发展,以确保汽车产品的流程和标准不被其他业务干扰和稀释?

  对此,王升杨认为,汽车芯片与工业芯片在技术上有共性,共享团队能实现协同效应。但同时,博世的提问也让他意识到,中国公司需要通过更严格的流程和标准,确保汽车芯片的开发质量,并在内部推动不断完善汽车芯片的研发体系。

  根据FrostSullivan的统计数据,2024年汽车模拟芯片CR10(行业中市场份额排名前10的企业所占比例总和)占比86.1%,其中海外厂商占比达84.3%,国产芯片渗透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过往国产芯片公司大部分做的是原位替代(me-too)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在过去缺芯的时候,可以快速上量。但今天市场回到了充分竞争的状态,如果我们还是只满足于此,我觉得国产公司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去跟国外的巨头竞争。”王升杨说。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王升杨觉得可以“围绕应用创新”,他的信心来自于,纳芯微离中国蓬勃发展的大市场最近,离充满着创新活力的客户更近。

  纳芯微发布的国内首颗车用小电机驱动SoC芯片NSUC1610,以及基于公有协议的HSMTSerDes芯片组,正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它们并非简单的替代品,而是针对中国车企在智能化、集成化上的特定需求进行的创新性设计。

  王升杨认为,模拟芯片公司比拼的不是一两个“爆品”,而是平台化能力和组织能力。创始人需要从日常决策中抽身,将精力投入到构建能让企业不断产生优秀产品的系统上。

  2024年,某新造车企业工厂的纯电MPV项目负责人因用户体验反馈,需要在车型量产前的最后一刻修改第二排座椅的按键位置,这给生产线以及供应商带来了巨大压力。

  “改到最后一刻”的案例,反映了智能电动汽车时代的供应链关系已发生深刻变革。汽车产业传统的链式结构——主机厂下达需求,Tier1(一级供应商)执行,Tier2、Tier3……(二级、三级供应商……)隐身幕后——正在被一种高效、扁平、网状协同的新模式所取代。

  作为Tier2,纳芯微必须学会在新的节奏下,与车企深度绑定,与它们以及其他供应商共同定义汽车产品。过去,主机厂的视野停留在“车身、底盘、座椅”的物理分块上。芯片深埋在电子控制单元(ECU)中,是Tier1“黑盒”里的一个元件,主机厂无需关心,也无力关心。

  然而,当汽车成为“轮子上的超级计算机”,软硬件一体设计成为必然。电子电气架构从分布式向域控制、中央计算演进,主机厂为了掌握定义产品和用户体验的主动权,必须将触角直接伸向最底层的芯片。

  “主机厂需要进行一体化电子电气架构的设计,就不可能不关心芯片。”王升杨说。这种变化对纳芯微意味着,他们的客户不再仅仅是传统的Tier1,更包括了众多主机厂。

  为此,纳芯微组建了专门服务主机厂的销售团队。当一个新车型尚在规划阶段时,纳芯微的团队就会介入,与主机厂的技术团队进行前期沟通。甚至在Tier1供应商定点时,主机厂会要求拉通纳芯微一起交流,芯片选型最终需要主机厂的审批。许多主机厂会建立一份“选型清单”,Tier1只能从清单中挑选芯片。

  在王升杨看来,协同的另一个层面,是应对智能电动汽车市场极高的不确定性。车企新车型的市场反应往往难以预测,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这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而一旦车型成为爆款,供应链则会面临紧迫的催单压力。

  芯片的产能建设周期很长,从晶圆生产到封装测试至少要四五个月,如何应对突然而来的需求?王升杨表示,纳芯微努力与主机厂、Tier1建立极度紧密的沟通机制,尽可能拉通信息,减少“牛鞭效应”。公司的销售团队会以车型为维度管理项目,跟踪从设计导入到量产的全程,确保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能灵活响应。

  “你经营的客户对象变得更多了,”王升杨说,“现在需要三方共同努力——芯片商、Tier1和主机厂。”纳芯微需要具备更强的跨层级协同能力,公司内部的销售、应用、研发团队也必须高效联动。

  王升杨清晰地感知到,行业进入了新的阶段:“最初所有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都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现在开始进入到分化期。”他认为,当烈火烹油般的繁荣消退,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会浮现,它们可以凭借核心能力完成产业整合。

  这番判断,很快便化作了行动。2024年10月,纳芯微完成对另一家芯片公司麦歌恩的收购。这起并购,成为中国芯片行业从粗放生长走向集约整合的一个缩影。

  并购麦歌恩,并非一次冲动的扩张。王升杨很早就熟悉这家公司:“他们在磁传感器领域做得很好,比我们进入磁传感器领域早。”

  这笔交易的核心逻辑是技术协同与市场互补。纳芯微由传感器信号调理ASIC起家,而麦歌恩拥有从霍尔(Hall)、各向异性磁电阻(AMR)到隧道磁电阻(TMR)的全面磁传感技术。根据FrostSullivan报告,并购麦歌恩后,纳芯微在中国磁传感器公司中排名第一。

  在并购过程中,王升杨曾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让麦歌恩独立经营并设置对赌协议,还是对两家公司进行全面整合?最终,他选择了更具考验但前景更广阔的道路,让两家企业全面整合。

  对于纳芯微与麦歌恩的全面整合,王升杨表示,“从业务协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全面整合才能够线。”这一选择背后是他的经营理念:企业的目标应是消除不确定性,而非依赖戏剧性的对赌协议。

  交易完成后不到一年时间,麦歌恩在人员、业务、流程乃至IT系统上已全面融入纳芯微。王升杨表示,收购后的业务和人员整合推进顺利。平稳过渡的结局,得益于纳芯微在前期制定的详尽计划和预案,以及其自身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

  这种风格,与王升杨对企业经营的认知一脉相承。“企业的经营目标一定是可以预测的增长……企业经营需要通过各种管理动作消除不确定性。”他说。

  王升杨将当前的行业洗牌视为行业走向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个阶段,才能让优秀的企业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构建核心能力,完成产业整合,才能迎来下一个持续的成长阶段。

  并购麦歌恩,只是纳芯微应对洗牌阶段的其中一步。2025年4月,纳芯微在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在香港主板上市。

  “我们不清楚这场激烈的竞争会持续多久,可能会多储备一些资金,我认为这没有坏处。”王升杨说。

  除了储备更多资金,纳芯微去港股上市也是为了加快国际化发展。财报显示,2024年,纳芯微的海外营收占比约15%。

  王升杨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海外团队。尤其在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区域,客户端进展良好……我们需要有一些境外的融资渠道,这样有助于在海外市场的经营。”

  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第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文件。此次药品集采涉及55种药品,包括抗感染、抗肿瘤、抗过敏、糖尿病用药、心血管用药等。尽管这是一次常态化的集采,但市场对其关注度超过以往。各方最大的关切或许是,新的竞标规则将对集采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

  今年6月13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强药品和耗材集采政策评估,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推动集采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此后,国家医保局按照“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研究优化了具体的采购规则。现实地看,这是对此前市场和医患关切的积极回应,也是采购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在中选规则方面,优化了价差计算的 “锚点”,不再以简单的最低价作为锚点,同时报价最低企业要公开说明报价的合理性,并承诺不低于成本报价。

  我们以为,新规则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避免制药企业陷入内卷式恶性竞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患者希望得到更友好的价格,这也符合医保控费的要求。一味追求低价甚至低于成本竞价,很可能适得其反,既不利于患者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如果说,价格一端的调整有“减压”的意思,在质量一端则体现了持续的高压态势——这也是医生和患者最关切的问题。新规则要求,投标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情形,药监部门对集采中选企业检查和产品抽检两个“全覆盖”。

  我们注意到,新规则增加了针对市场主流品牌的“复活”机制,允许在第一轮落选的市场主流品牌,以该轮最高拟中选价格获得中选资格。“复活”机制体现了对优质品牌市场价值的认可,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空间——这是一张企业过往研发投入与市场声誉织就的 “安全网”,有助于在控费与优质之间实现更合理的平衡。

  与此同时,报量规则也由过去按药品通用名统。南宫ng28相信品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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